2005年8月回流香港後，再一次感受到香港人的一種文化--「卸膊文化」。
以前，我曾經當過一間津校的助理文員，最主要的工作是管理三至五個校工。有一次，學校學生出現了口蹄病的事，校工就要用漂白水清潔課室和洗手間，之後逢小息之後，各層的男女洗手間都要清潔(兩個校工清潔各層洗手間的時間大約是一小時，清潔完後又是小息的時間)。之後，上午在禮堂上完了早會後，體育老師想用禮堂上體育課，她說這是學生的benefit。初初我以校長的指示為最高標準，健康衛生比這些benefit更為重要，拒絕她的請求。後來，她堅持要這樣，我就要校工搬走禮堂內四百多張椅(兩個校工做，要花一小時)。這樣，洗手間就沒有人去清潔。我在這間學校做了兩個月，老師將所有要校工做的工作都要我處理，他們說：「這是你編！」他們合共最多十隻手，而他們做的工作真是徒手做的，那有可能會做完老師要他們做的工作。
在這間學校最難受的一件事，就是「這是校長要你做的工作」。校務處的幾個女同事，在將近下班的時間，就叫我指派校工做一些工作，「這是校長要你做的工作」，她們就可以笑著下班，我就要捱到校工下班才下班。後來，校長要我跟她一起完成工作，我就double check一下這些「校長要我做的工作」是否真的校長要我做，校長才知道校務處的女同事卸膊。
現在回流後的第一份工作是老本行的工作，又遇到卸膊的同事。他時時將我住的區域有什麼大的零售商店告訴主任。當我到校務處時，主任見到我，就有什麼要買的東西告訴我要我買，是他告訴主任知知我家附近有這樣的商店。這名卸膊的同事就大大聲笑，好像自已甩難。我在這裡的工作不是要處理這些鎖碎的校務工作，如果每日埋首處理這些鎖碎工作，而忽略本身主要的工作時，對於我的工作有很大不便。
我不喜歡卸膊，因為自己的事自己做。將工作卸給他人，自己就可以做少些工作，別人就要做原本是他要做的工作。被別人卸膊的同事處於兩難局面。如果做得不好，就是表現差。如果做得好，其他人就繼續卸膊給你，笑著的下班。
在這樣「卸膊文化」的環境下生存，就要曉得去「閃」。離開常常卸膊的地方，如果有自己的工作空間，就在這裡好好處理本身的工作。這樣就減少了將來被卸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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